在中华中学的点滴回忆
——韩南园领导时期（1968～1976）
关怀炎
一、我与韩南园校长
1969年9月，我从河内师范大学学习后，经韩南园校长提议，河内教育局又调我返回中华中学工作，继续担任副校长的职务。
学校领导进行分工，韩南园校长总负责学校一切工作，并具体负责安全、劳动及对外工作；陈明珍那时已是党支部书记，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包括班主任工作)和总务工作；我只负责业务工作，并且担任高三化学科任教师。
自从我离开中华中学以后，全校只有八个班，初中三至高中三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初中一和初中二每年级有两个班。学校领导根据当时学生人数不多的情况，为了便于管理，决定把以前的两个校区合二为一，即撤销天鹅区，只留一个新荣区。把天鹅校区的房屋逐步拆迁，将可用的材料运到新荣校区继续建房屋，基本满足当时教师家庭的住宿需要。
那时，华侨教师人数越来越少，语文组：王廷芳、石珍卫、林彩玑、陆治平、黄明松；数学组：钟国荣、关崇高、李百宽、黄汉南、苏华雄、林彩凤（她后来又转去做行政工作）；物理组：王俊耀、骆伟成；化学组：张苏珠；生物组：关保宁（那时他专门负责基建与生产劳动，不上课）；史地组：梁珍梅、曾明（他被怀疑是“67风波”的带头人之一，被韩南园安排去敲钟）。而史地课中有关中国历史课，因为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所以不设。
因为越南老师比华侨老师多，所以，在学校的大小会议都得用越语交流。学校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它是名副其实的一所越南为华侨开设的越南学校了。
在教学工作上，首先要整顿各个教研组的活动。自从“大字报”的风波后，华侨教师大多数都被靠边站，过去担任教研组长的华侨教师，除了个别留任外，都由越南教师担任，甚至中国语文组也拼入越语组。这种情况不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在我建议下，整顿了各个教研组，重新设立中国语文组。同时，也任命一些“没有什么重大政治问题”的教师（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对祖国的情感有些过激而已）担任教研组长。这样，在客观上缓解了教师内部的矛盾，教学秩序逐渐趋于正常。
在那段时间里，由于农场劳动力不太紧张，学校承担农场的生产任务越来越少，劳动任务主要是解决学校内部的生活问题和安全问题。此外，美国飞机暂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防空工作已不是首要任务。所以，学校把以前每天一个下午的劳动改为每周劳动三次，毕业班每周只劳动两次。下午也开始安排课程。也就是说，教学工作重新抓起来。
韩校长经常需要回河内开会和对外联系，理顺与教育局、华运司、华联总会、河内华联会等单位的关系，经常不在校。他所负责的具体工作，又推到我身上。有时虽然他在，一般教师解决事情时都向我征求意见。这样，我的任务更不轻松了。可能由于我对学校的业务比较熟悉，解决问题比较迅速、果断所致。不过，不是我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除了非解决不可之外，凡属于重大事情，我还是不便“越权”
以免彼此产生误会。有些事虽然我解决了，但韩校长回来后我马上向他详细汇报。他对我解决的事一般是没有意见的，而且还说他完全信任我，出问题他负责。这样，他反而空闲，忙的是我。有一次，我解决一个问题有些不符合实际，那位教师向韩校长反映，表现不满。他说，这是他的意见，如果不妥，他再与我商量修改。因此，我与他的相处也是融洽的，彼此相互尊重。我虽然忙了些，但心情愉快，而他又有一个能为他解决具体事情的好帮手。或许，这是他、韩校长的“领导艺术”吧。
二、第二次疏散
（一）从良山迁回河内
1969年夏季，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基本上已停止。越南政府与美国政府的谈判还在不断进行。可能上级对时局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美国不会再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因此决定于1970年初把疏散的学校重新迁回河内。这样，河内中华中学离开了曾经在那里度过五年疏散生活的和平省良山县九龙农场。离开时确实有点舍不得，因为经过师生几年的辛苦劳动建起来的几十间茅屋轻易地放弃了。这些茅屋拆了没有什么价值，只有把它留给农场或所在的村庄作为纪念吧。
学校搬迁回河内的任务是不轻的，要在星期日一天内迁完，否则，留下来的东西便很难保管了。因此，学校要动员农场10辆汽车往返三趟才完成任务。
中华中学原址已面目全非。经过几年的疏散，校址由河内发电厂使用，他们只懂得使用，不懂得修葺，校舍像一片废墟那样，残缺不堪：课室中的电器很多都损坏了，多数的门窗都关不上、合不拢。操场上的场地更是体无完肤，不成样子。当时不能疏散的教学仪器、设备、学生档案、教学资料，传统室和储藏室的物品等，尽管在疏散前，我们就把它们安排在三楼的房间里，并且锁得很牢固，还是多次被小偷光顾清洗，最后被洗劫一空。学校的大礼堂，几年来没人照料，尘埃满地，蛛网密布，令人心寒。家在河内市区的老师与学生，迁返河内后便可回家休整，而在内
布置好学校的教学设施后，我回家一看，房间一团糟，两个孩子在家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父母的回来。因为我妻子也要负责安置实验室的仪器和用具。孩子饿了，只得暂时把锅等拿出来，先解决晚饭再说。那一天虽然很累，但想起以后不再过着那种疏散生活，心头也感觉得快慰。
学校迁回河内后，要经过几个星期各项工作才能正常化。那个学期，市教育局开始认真抓教学质量，重新恢复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而且由教育局统一出题。此外，高初中入学也要通过考试。大学也恢复入学考试，所以，中华中学也得重新抓紧提高教学质量，这个重要责任便落在我的身上了。为此，我需要抓的是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
在教师中，我以教研组为核心，先让组长理解好教育局的精神，与组内教师一起共同研究如何提高教学的质量与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与工会小组长配合，在组内组织有针对性的公开课与示范课。要提高教学质量，其中的主要要素之一是要备好课。我提议，要在一周前把教案写好，经教研组长检查后，再由学校领导抽查。学校领导与各教研组长作不定期地听课，课后与上课老师共同控讨该节课的优缺点……这样，逐步把教师从过去在疏散时期那种“随意”的思想作风转变过来，回归到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轨道上去，把使教学的秩序回复到疏散前的状态。
在学生方面，除了通过班主任做好思想工作，教育学生对学习有正确的认识，克服在1967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学生对学习的偏见和当时华侨学生升大学难，大多数华侨学生毕业后都是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因而对学习有不正确人看法，认为读书无用。当然，班主任的工作只能在理论上起一定作用而已，它不能摆脱当时越南社会的实际。但是，进行思想教育总比不进行为好，确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学生上课比在疏散时更为专心。通过段考，成绩也有所提高。为了要在高中毕业会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动员老师对毕业班（当时人数只有20人）加紧辅导，力图取得较好的毕业比例。结果，在毕业会考中，那一届只有一位学生不能毕业。
返回原校舍后，学校的劳动内容基本上是搞学校内务劳动，也参加河内市组织的义务劳动。劳动内容不多，每班每周只按排一个下午参加劳动。适巧那时河内市轻工业合作社从国外进口一大批卷筒纸(giấy lô)，用来印制学生的练习本。但是，要先把这一卷卷的卷筒纸用手工按印刷用纸的规格分切，每500张叠成一令，然后再送到各个加工合作社开印。他们看中中华中学的大礼堂，它既可以作为容纳这些卷筒纸的仓库，又可以作为把卷筒纸分切的劳动场所。他们与学校校长韩南园联系，经过领导讨论后，认为这是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个好机会，同时也可以为学校增加收入。因这些劳动是极其简单，初中比较大些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学校领导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承担了这顶工作。这样，学校又增加了一种形式的生产劳动。那时，学校安排每天下午都有24个同学（分为六个小组）参加该项劳动。开始时劳动效率并不高，而合作社要求又很紧，我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晚上与星期日的空余时间让教职工也参加劳动，一方面可以及时完成合作社的紧迫任务，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教职工增加一定的收入以改善生活。学校领导集体讨论后，同意我的意见，并把这项工作交给工会直接负责安排。
1970～1971学年度，河内中华中学又恢复高中与初中的入学考试，但由于学校的设备与条件，满足生源的需要，我向河内教育局反映，不受当时河内教育局所订的条件所限制，基本上录取报名的学生入学的要求。学校收一个高中班与两个初中班。
（二）第二次疏散
学校迁回河内大约一年多后,1971年5月上旬,美国飞机又继续向越南河内、海防进行第二次轰炸,而且比上一次轰炸更为猛烈。学校接到上级的指示,即使那时学期将要结束期考还未进行，都要立刻停课。
那时。河内市的情况骤然紧张起来，大有当天敌机便会来轰炸一样。学校领导接到防空委员会的通知，敌机可能会轰炸发电厂，而中华中学就在河内发电厂的旁边。所以一连几个晚上,学校多次组织住在学校内的妇女及儿童,转至市区中心的华侨联合会礼堂(那时已是河内育华幼儿园),暂时住下来。但过了几天,上级下达指示,开始放暑假,要求学校采取紧急措施,马上组织内宿教职员工疏散(不在学校居住的职工可自由选择疏散地点,如愿意与学校一起疏散的也要负责组织起来)。在那紧急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学校只得又回到过去疏散的地方——和平省良山县九龙农场。那时，通讯联系十分困难，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学校租车送学校内的教职员工及老弱妇孺先到九龙农场去，只留下几名单身职工在学校负责看管校址。
到达九龙农场后，真是大失所望，九龙农场已经大变了样。学校留下的房屋已不复存在。上次疏散曾住过五年多的生产队也已撤消了,只有造纸厂还在，可是他有心无力。农场的领导很同情与理解我们的困难。他们说，可以到离那里20多公里的一个生产队中去安置。经过我和韩南园的讨论,学校领导考虑到那里交通不便,不是理想的地方。而且那里也不一定能安排这么多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立刻与过去和学校关系较好的附近少数民族村民联系,估计每家安置一个家庭是没有大问题的。韩南园、我和几个过去与村民关系较好的教师一起，马上找村长商量，他二话没说，立刻答应，逐家动员村民安置中华中学的职工家属。经过一天的奔波劳累，总算把疏散的家庭安顿妥当。
当我回到我家暂住的农民家庭时，妻子告诉我，带来的米袋被煤油弄污了，大米全是煤油气味，洗了很多次，每次都用食盐来擦洗，不管如何气味都除不了。那时粮食要凭票供应，没有粮票是买不到粮食的。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粮食。没有办法，有汽油味的米也得煮来吃。可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这种气味的饭了。
这次疏散是越南当局所料不到的事，所以教育局临时下达立刻停课和组织疏散的紧急指示。但，具体进行如何，以后怎么办？完全一无所知。在疏散地点每个人的心态都是等待。反正那时已经是暑假，疏散时已把整个月的粮食采购完，工资也按期发放，所以在疏散地点也无所忧虑，但闲得发闷，整天无所事事，过一个天比过一年还长。
1972年7月底，教育局发来了组织学生疏散的指示，这次疏散的精神与上一次不同，河内学生主要是随家庭疏散到农村，在当地学校就学，只有中华中学例外。教育局指示，中华中学单独组织学生疏散到离河内不远的农村，让没有条件到农村的学生随校疏散。这样，学校领导又得费脑筋去找疏散地点。到九龙农场这条路已是行不通了，只有到离河内较近，并且离“军事区”较远的地方去疏散，才能符合当时教职工、家长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经过多次的寻找，最后找到离河内20多公里的山西省丹凤县的一个乡村，组织第二次疏散。
这次疏散，我们吸收了第一次的教训，校址不再交给发电厂完全使用，由学校安排两位男职工负责保管，只把必要用具如黑板、桌椅及厨房炊具等转运到疏散地点。
疏散地点找到以后，学校便马上出通知，凡愿意跟随学校去疏散的学生，到原班主任处报名，并且升上高一级。原初中三的学生，学校承认其初中毕业，发给证明书。如果需要跟随家庭疏散到农村的，学校发给转学证。愿意升高中一年级的可免试升入学。同样的，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当时也没有进行毕业考试），只要自愿跟随学校疏散，便可升上初中。即使这样宽松的条件，跟随学校疏散的学生人数也不多，特别是高三班学生只有八个人，高二班有十来人，其他年级也不过20多人，最多的也只有30人而已。本来全校可以安排六个班，但由于课室是借农民的房屋，没有哪一间可以容纳20个学生，因而只得再细分，每班十来人才能符合实际情况，这样全校共有八个班，教师安排课程也绰绰有余。1971年9月底，中华中学在第二个疏散地点又开始过着那艰苦的疏散生活。
开学初期，借用农家的空房当课室，解决按时开学的困难。但始终不是长远之计，而且影响农民的生活。对于100多名师生的伙食和用水问题也要妥善解决。因此，还得进行一些基础建设。经过与村民沟通，使用那些闲置的荒地，从速建好八间课室、一间伙房和用来放置杂物、粮食和教学用具的仓库。对于建茅房，教师们已有第一次疏散的经验，驾轻就熟，只要农村合作社领导能安排空地，购置足够的原物料，几天便可建成一间简陋的课室或住房了。此外，在学生的宿舍及课室周围都要挖防空掩体，作为每个学生安全的必要措施。学校还配合乡村建立一个防空报警亭，凡是见到有飞机飞过，便打铃报警，如果师生正在路上行走，便立刻到防空壕处暂时躲避。如果正在上课，教师要立即停止讲课，观察情况，采取措施以保证学生的安全。这时，在新疏散地点的生活又回到第一次疏散时的要求，保证学生安全第一，学习第二。在疏散地点，学生基本上是没有劳动课的，每天的劳动内容是打扫住处，打扫公共场所，隔一两天到车站去运载从河内运来的食品，或到当地粮所购买粮食。这些劳动比起第一次疏散时减少了很多。所以，我也安排学生每天下午在课室自习，这也是管理学生的好办法。
农村没有电灯。晚上，学生在煤油灯下学习。住在农民家里，没有桌椅可以自习。如果让学生集中在课室里自习，课室里的灯光不利于防空，因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飞机在上空盘旋，是敌机还是我机，难以辨别。每遇到这种情况，老师都要求学生立刻把灯光熄灭，准备进入防空洞。所以学生基本上不用晚自习。有不少个晚上，师生们亲眼看到敌我双方飞机在空中相互追击，看见过地对空导弹在空中飞向敌机，也见过导弹击中敌机在空中爆炸的壮观景象……这些情况使全体师生不敢疏忽大意。在疏散地的几个月里，师生们都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度过每个夜晚。
与上一次疏散一样，学校担负起维护学生人身安全的责任，因为这次是在农民家里，管理更困难。为此，学校领导制定了更严密的措施：每个农户住4～5人，都有一位组长协助班主任掌握同学的生活情况，及时向班主任汇报；每天晚上，班主任都要到本班学生所住的农户了解情况，然后向领导报告。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老师才安心去睡觉。
如果晚上有敌机飞过，领导与班主任都立刻醒来，待没有发生意外时又重入梦乡。白天，学生除了上课、吃饭、洗澡外，不能随便在村上自由走动，绝对不能到别的村落去。因事需要离开学校范围，必定要征得班主任的同意；要返回河内的必需有家长的请假信，或有特殊情况才能特殊处理。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疏散结束为止。
在疏散的过程中，中华中学的教职工基本上都安排住在农民家里，只有四户除外：两户是厨房的负责人，住在厨房一侧的两间面积只有
中华中学教职工的家属有不少也跟随学校疏散，这就牵涉到孩子的学习问题。在当地只有越南一二级学校（相当小学及初中），没有高中学校，家属的小孩大多数都是念小学或初中，这样无论越南或华侨小孩，都在当地的学校学习。但在越南职工中有两个小孩，一个念十年级（相当高中三），一个念九年级（相当高中二），如果要继续学习，必须要到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去，对防空安全不利，这位职工不放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韩校长与我商量，安排这两个孩子插入高中三和高中二。可是又遇到一个大问题：那时，各年级的数理化还是用汉语授课，并设有中国语文课。经过考虑，我建议在高三的数理化试用越语讲授，这样对以后毕业班学生高考有利。而且当时有些教师也可以使用越语讲课，如：张苏珠（化学）、骆伟成（物理）、刘铭邦（生物）都是在越南师范大学毕业，用越语讲课没有问题，钟国荣（数学）他也自愿试用越语讲课。这样，那个孩子完全可以跟班学习，至于中国语文课，他听也听不懂，当上该课时他可以自习。至于念高二的那个孩子，也让他插班，当
（三）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协议在巴黎签订
美国为了阻止越南北方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斗争，于1964年制造了“北部湾事件”
，然后大举轰炸越南北方，企图使越南北方人民屈服，但事与愿违。美国的行径，激起了北方人民（包括华侨）抗美救国的斗志，并且得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志，一日高过一日，美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
从1968年开始，美国便与越南进行从秘密到公开的日内瓦谈判。1972年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为了缓和美国人民的对这场不义战争的不满情绪，同时为了在谈判桌上取得较重的砝码，于圣诞节前几天，下令对越南北方的主要城市河内、海防等地进行一次疯狂的、地毯式轰炸。河内市城南白梅区受到残酷的轰炸，中华中学附近的河边及发电厂也遭到光顾，幸好中华中学还是安然无恙。在海防，美国战机甚至连居民稠密区的潘佩珠街也不放过。我家住在潘佩珠街，就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毁了。所幸我父亲由妹妹接到太原省去，母亲由弟弟接到东潮镇的侨中疏散地，由我弟弟的未婚妻照顾，才幸免罹难。
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大肆轰炸结束以后，北方上空突然平静了，再听不到敌机的声音了，和平的消息在人民中传开，紧张气氛也暂时得到缓解。有一个多月的平静生活使中华中学的教学工作较为正常地开展。不过，还未得到恢复和平的确实消息前，学校领导还不能盲目乐观，一些防空规则仍要坚持执行，以防万一。
越南学校第一学期一般持续至春节前才结束，春节前两天放假到年初六开课，其间放假七天。在这个不平凡的春节里，教育局主张让学生回家过年，但要家长来领才能离校，没有家长来接，学校是绝不批准的。在这个已经逐渐看到和平睹光的平静日子里，全部家长都把孩子接回去，过一个不平凡的春节。在这情况下，学校也让教职工回到较为安全的区域去过年。至于中华中学的校址仍属于“危险区”，不能回去。同时让几位愿意留下的职工看管学校在农村的设施。
我家被美国飞机炸毁后，我请假到海防了解情况，看到原来好好的一个温馨的家，竟然被美国飞机野蛮地“恩赐”，变成了一片废墟，对美国侵略者的罪行真是恨之入骨，永世不忘。随后，我到东潮镇探望母亲。我说，命运如是，不能抗拒，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如果美国飞机在两个弟弟回家休息时轰炸，那就更悲惨了……用这个唯一办法去安慰她。
春假期间，我带大儿子到太原市妹妹家去探望我老爸。带儿子同去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他老人家高兴，二是万一和平不能实现，美国飞机仍对越南北方继续轰炸，就把孩子留下，让他在当地上学。在太原住了几天，每天晚上，我和妹夫都偷听英国BBC电台，听听有没有关于越南和平的消息。那时越南政府把西方电台当为敌人电台，偷听BBC电台是犯法的。
在1973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终于听到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草签了和平协议。这个消息真是大快人心，全家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跳了起来。这时，整个宿舍同样的欢呼声雷动。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到第二天早上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才广播出来。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便携带儿子立即返回河内，与学校其他领导共同商讨如何把学校搬迁返河内的事情。这次搬迁，行动甚为迅速，用八辆汽车一次便把疏散地点的东西全部运回河内。
三、越北和平后的中华中学
（一）重视教学的领导
第二次疏散回来后，学校马上进入紧张的整顿校舍，安排教室、办公室及实验室等基本设施，准备从速开课。开课时又遇到一个问题：随家庭疏散并在当地上学的中华中学学生，有些要求重回母校继续学习。经过集体研究，认为只要学生提出要求，学校是欢迎的。当然，会遇到学习上有一定的脱节现象。因为，半年来他们在疏散地主要是以越文学习，而中华中学初中部的理科仍然用中文讲课，并且还要学习中国语文。这种情况对于要求回母校复课的学生是相当困难。因此，要向他们说明情况而加倍努力学习。继续回校学习的学生以初中为多，高中比较少，毕业班完全没有。这样，下学期的学生人数比上学期多了，全校共有九个班：高三、高二、高一年级各一个班；初中三年级一个班，初中二年级两个班，初中一年级三个班。
学校领导重新进行了分工：韩南园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工作，还具体分管政治思想工作、班主任以及对外联系工作；党支部书记、副校长陈明珍负责党支部在学校中的领导、学校团体及总务工作（越南称为行政）；我分管教学（越南称为专门）、劳动和文体。
开学时已是第二学期了。为了保证这个学期的教学质量，对于高中二年级以下的班级，我提出用两周时间复习上学期的课程，一方面补救上学期教学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回校复课的学生跟上课程进度。而高中三年级由于人数较少，而在疏散地点上课
我知道，要保证各科教学的质量，必须整顿教研组，发挥教研组的作用，而教研组长起关键作用。那时，河内教育局开始不断地下达各科的教学要求，需要教师实施。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教研组长少安排一些课时，让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从而在教研组内传达与督促组内教师贯彻执行。那时学校的班数较少，在安排教师任课方面也比较容易。教研组长还与工会小组长一起，组织组内教师进行教学观摩，有针对性的公开课等各种形式，并且开展评比活动，使学校内的教学活动逐渐走上正轨。学校领导以教师身份参加教研组的研讨会。韩校长参加中国语文组，陈明珍参加越文组，我参加生化组（以后生物教师人数增多后分成两个教研组），每周一次的教研组会，我们都以组员身份参加。参加研讨会，我从不迟到及早退，教研组所提出的要求我也要执行，能直接参加教研组的活动，可从中了解教师的实际情况，也可以协助教研组长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新学年开始前，首先由我提出新学年任课教师、班主任的人事安排。在安排任课教师的问题上，我也征求教研组长的意见，然后再按全校教学的总体要求进行调配。如果有些安排与教研组长的意见不相符合，私下都向该教研组长作解释，减少不必要的误解。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以后几年的管理中都一以贯之。
其次，要稳定各个班组的组织和学生的学习情绪。这就要求对班主任提出统一的要求，课
由于班主任工作是由韩校长负责，要求班主任配合教学方面的要求。开头是由我向韩校长提出建议，然后由他主持班主任会议，引导班主任进行讨论。有一两次召开班主任会议时，韩校长另有任务，他便委托我代他主持，后来干脆由我直接负责，他有空便来参加。要不然事后再向他汇报。在处理有关班主任的工作或学生的事务上，他不在校时，教师们一般都找我解决。我遵循一个原则，一些琐碎的事我可以代他解决，重大的事必须等他回来直接处理。但他对我说，我尽管大胆工作，有问题他负责。有一次我处理一件事，一个班主任认为有不妥当的地方，便向韩校长发牢骚。韩校长说，这是他的意见，如果不恰当，他与我交换意见后再解决。后来他与我商量，确认那事有些不够妥当，便马上加以纠正。他那种既妥善处理事情又维护领导团结的做法，使我体会很深。所以，我与韩校长共事十多年关系相当融洽。我作为副校长，我对他是尊重的，有事征求他的意见，重大事件向他请示汇报；他作为校长，对我十分信任，有关业务的事情他放手让我处理，有时教师找领导解决问题，凡是有关业务的事，他总是让我解决。如果我处事不当，他敢于承担责任。这样，他反而更轻松，有更多时间去研究中华中学如何实现“华运方针的大方向”，或与有关单位和上级的联系。
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教师内部团结与否，其中决定因素是校委会的成员是否团结。应该说，那段时间里，中华中学的三个领导间的团结是不存在问题的：学校党支部书记与校长之间的工作基本上是相互协调的，从没有互相倾轧的现象发生。我与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信任。我那时正是四十出头，年富力强，他们年龄都比我大，身体不很好，当他们生病、出差或开会时，他们完全可以信赖我代他们解决问题。虽然如是，我们三个领导之间并不都是风平浪静，我们也有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时进行争论，不能马上解决的事情可以保留，但它不会影响彼此的相互理解，更不会因此而妨碍工作的开展。
我们都是从教师队伍中培养学校领导的。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各方面并不是有过人的地方，只不过是肩负上级交给的任务，在本校付诸实施而已。我们都知道，学校的工作必须依靠广大的教职工去完成。由于在不同的岗位上看问题的角度与处理问题方法，领导与教师间可能存在某些矛盾，但我们领导都有统一的认识，原则要坚持，方法要灵活，处理问题要冷静，解决教师存在的困难要耐心，同时切忌带有个人的偏见。
1972年上半年，美国飞机还未进行第二次轰炸，越南北方仍处于和平状态，越南教育部为了在一定程度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恢复对教师评级提薪。晋级的第一个标准是拥护与执行越南劳动党的路线和政策，并且有一定的指标。按照这个标准，那些在1967年中华中学发生的事件中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教师，没有一个得到提升。1973年又进行一次评级时，陈明珍书记仍说，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那些教师仍不符合提级的标准。对这个问题，我在领导的讨论会上提出我的看法：1967年那次事件，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行动上并不存在反对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不执行越南劳动党的路线等问题。留在中华中学工作的同志，在这几年的工作表现，尤其是有第二次疏散期间的良好工作表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不应让他们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处理这些事情应一视同仁，不要再带着过去的偏见。经过领导讨论取得共识后，陈明珍向上级反映，极力争取，教育局最终采纳了学校领导的集体意见，从那时开始，以后的评级问题便得到妥善的解决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被认为“有思想问题”的华侨教师与学校领导之间的隔阂。
学校工作的开展顺利与否，最关键的因素是教师队伍的素质。应该说，中华中学教师队伍是相当优秀的。过去，华侨教师较多，是教师中的主体，无论在李振华校长时期、叶保昌校长时期、我负责领导时期，华侨教师都发挥了他们团结一致、恪尽职守的精神，为树立中华中学的优良传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自1970年以后，华侨教师越来越少，越南教师不断地补充进来，并成为中华中学中的教师主体了。河内教育局派至中华中学的教师都是比较好的。据说，有不少越南教师害怕到中华中学工作。有些人认为中华中学是外国学校，情况复杂；有些听说了1967年中华中学的一些情况后，不愿介入这“是非之地”而却步。到来中华中学工作的越南教师很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大不了就要求转校。解决这些越南教师思想问题的任务是由校长与党支部书记负责的，不需要我去担心。但我也找新教师谈心，介绍华侨学生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初到学校工作的越南教师认识：“尊师重教”也是华侨学生的优良传统，只要教师关心他们，业务过硬，一定会得到他们尊重的。
曾经有一位越南数学教师上课，学生反映不大好，要求调换老师。为了处理好这件事，我从教师中了解情况，然后到该班听课,然后与学生分析师生中存在的问题。原来，学生对这位老师的意见：一是老师除了板书外，都是坐着讲课，而过去华侨教师都是站着讲的，学生有意见；其实，坐着授课并不是这位教师的缺点，因为在越南学校里，所有教师都是坐着讲课的，只有板书时才站起来；二是教师很少收作业并批改，而是在上课时进行集体批改。这也不是这位教师的缺点，在越南学校里，理科老师都这样做，只是一向来华侨学校的教师对所布置的作业都是全收全改，因而学生有意见；三是教师上课时对问题重复过多，不够精炼。究其原因，是教
越南教师认真的教学作风与一心一意为提高华侨学生越文程度的敬业精神，赢得华侨师生的钦佩，华越教师之间的团结基本上是不存在问题的。随着越南教师越来越多，除了中国语文组外，每个教研组都是华越教师一起工作。华越教师之间的团结是当时学校领导十分关注的问题。这个极其细致与微妙的问题不能公开谈论，只能在实际工作与生活中有意识地安排与组织，增强华越教师间的交往与联系才能逐渐融洽。
为了加强华越教师间的互相帮助与相互理解，在业务上要求同一个年级的华越教师每周统一教案、统一习题、统一试题，每周相互听课一次，彼此坦诚交换意见，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教研组是教师的工作的地方，教研组长与工会组长密切配合，为提高组内教师的业务，搞好组内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教研组经常有针对性的公开课、观摩课等活动并进行评比，无论是华侨教师或越南教师，在业务上过得硬，教研组都加以表扬。教研组还多次组织参观、到友校听课。每学期结束时有些教研组还组织大家动手搞聚餐，以增进组内教师的情感。尤其是在春节期间，教研组内的教师互相串门拜年，对于教师之间沟通感情作用非常大。
可以说，从1973至1978年我离开中华中学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学校领导之间、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包括华侨教师与越南教师之间）从未发生过因团结问题而影响工作的不愉快事件。这样保证了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教学质量并不因各门学科都基本上使用越语教学（除了汉语）而有所下降。在历年与海防侨中进行高中毕业考试的成绩对比看来，两所学校的比例是不相上下。1974年，中华中学初中毕业班参加河内市统考，成绩是全市初级中学的一流学校。
（二）继续展开生产劳动
中华中学在第二次疏散期间，学生的生产劳动基本停止，只是进行一些生活劳动。疏散回来后，学校重新组织学生进行每周一次的正常的劳动。在开始的一两周里，重点是整理学校环境卫生。以后便不能只进行这项单调的内容，得考虑组织学生进行有意义的生产劳动，但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为了便于开展劳动工作，我建议成立劳动领导小组（Ban Lao động），负责联系劳动荐、安排劳动计划、组织劳动与指导劳动等具体事项。几年来，学校先后组织了十多项劳动：
首先恢复学校的翻沙车间，与河内发电厂重新挂钩，承担生产发电厂需量很多的“炉排”（ghỉ lò），这项劳动给学校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让学生到翻砂车间劳动的人数不多，最多能容纳十多二十个，而且只能参加做砂型（ làm khuôn）。熔铁这项技术活，必须由发电厂转来我校工作的长伯（Bác Tràng ）负责，再由他临时招聘几个工人一起进行，学生是不能直接参与的。即使这样，这项劳动还是“好景不常”，到1975年，发电厂把旧式锅炉改造后，不再需要这种“炉排”，这个车间也不得不停产了。
发电厂虽然没有具体的任务交给学校做，但也派一名技术工人区伯苓(中华中学的66届高中毕业生，由学校介绍到发电厂工作)为学校修复车床，让学生能学习一些简单的车工知识。不过一台车床最多一次容纳四个学徒，作用不大。
河内发电厂对中华中学学生的劳动态度素来都是信任的，当发电厂需要一批临时工时，厂领导总是想到中华中学的学生。当时劳动组安排高中部男学生参加劳动，工厂要对学生的安全负责，所以需要纪律性比较好的学生。工厂为了“保安工作”的要求，进入当时河内唯一的发电厂，并不是马虎的事情。他们首先要求学校把推荐进厂劳动的学生名单送交发电厂保卫科“存案”。后来，由于进厂劳动的学生纪律性好，工作质量不错，因此，后续的中华中学学生进厂劳动，只须班主任（或带队老师）向该厂的保卫科报告总人数便可。
每次进厂之前，劳动领导小组的老师都向参加劳动的同学进行“动员”，让他们懂得进厂参加劳动的意义：一、帮助工厂解决劳动力的一些困难实际上就是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同时学习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了解工厂的一些生产情况；二、所以这些劳动完全是无报酬的义务劳动的。学生参加电厂的劳动次数多了，我便向厂领导建议，对参加劳动的学生应有适当的报酬，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发给参加劳动的班级一些微不足道的“培养费”，对学生的精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有一次，发电厂有一只锅炉坏了，需要紧急维修。其中有一项工作是要把锅炉内壁上的铁锈除去。维修工人已连续工作了一天还未完成，任务很紧。这时发电厂的领导又想起了中华中学的学生。电厂派人与我联系，请求学校给以支援，挑选六个身体强壮的团员学生，帮助发电厂完成这项紧急的任务。我也义无反顾，答应了发电厂的要求，派遣六名学生在晚间去帮助发电厂完成那项紧急任务。事后，发电厂给学校发来了感谢信。我表扬了这六名学生，并把那封感谢信向全体学生宣读。据悉，发电厂对参加维修锅炉的六名学生给予晚班工人的待遇，而且发给他们应得的报酬。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认识一位发电厂化验室的技师，可能是由于当时市场蒸馏水的需求量比较大，他建议我成立蒸馏水生产部，他直接给我们提供设计与技术指导。生产出来的蒸馏水，他可以介绍顾客来采购。我想，这项生产比较有意义，可与高三的化学课联系起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投资比较少，技术要求并不高。生产蒸馏水的设施只有两部分：一是把自来水软化的软化池，原料是水和生石灰，成本很低；二是加热蒸馏锅，凝结后便得到蒸馏水成品，所用的燃料是从发电厂买来的“过火煤”，价钱很平宜；三是管理人员也不用愁，可由停产的翻砂车间的领导人来负责。在那位技师的指导下，很快便可以投入生产了。可是经过几天的生产，每天蒸馏出来的蒸馏水还不到
在第二次疏散期间，以前承担河内轻工业合作社把卷筒纸分切成令的劳动是停止了，但该合作社仍租用学校的礼堂作为仓库，不断进货。学校回迁后，合作社仍然把分切卷筒纸的工作交给学校，成为学生生产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把原有的四台分切机增加到八台。和1970～1971年期间一样，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同时继续由工会组织教职工在晚上和星期日参加劳动，所得收入用作改善教职工的生活。北方恢复和平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学习用纸和练习本要求量很大。合作社建议学校考虑研究，把切纸和印制练习本的整个生产过程全部承担起来，对双方都有利。学校领导讨论后认为这意见很好，问题是要购置三台机器：一台印刷机、一台切纸机和一台划线机。韩校长把这个意见向越南华侨联合会主任庄庸反映，他很支持学校的看法，马上与新越华报社联系，也得到新越华报社的支持，答应把准备淘汰的印刷机和切纸机无条件送给学校，而且很快地就兑现，并派工人到学校帮助安装。至于划线机，新越华报社无法帮助，学校便与一些合作社联系，但都没有结果，购置新的又不是一下子便可以做到，只有暂时使用好印刷机与切纸机。然而操作印刷机需要有技术工人，当时是不可能从新越华报社调来的。经过考虑，安排一位教师直接负责这部分的工作。他到合作社跟班，由工人直接向他指导切纸机的操作方法与技术要求，他很快便掌握了。但印刷机的使用并不是一两天的事，而且不可能抽调教师去专职负责。这样，印刷机便闲置了几个月。新越华报社见学校无法使用印刷机，便派工人到学校取回去。由于有专职教师负责，这台切纸机发挥了它的作用，为当时越南社会生产了不少学生学习用纸。每天下午又可以多安排两三个高中学生参加生产劳动。
拆纸劳动是比较适合学生的：一是它不需要严格的技术，初中生只需实践一个下午便可以掌握生产技术了；二是在正常情况下，每天可以容纳一个班的学生参加劳动，在一定程度解决了劳动力安排上的困难；而且这项劳动有一定的效益，为学校创造一定的财富。为了鼓励学生提高技术与保证质量，劳动管理小组提出，对符合质量要求的班级，在劳动收入里提成30%左右作为班级的活动经费。在学校里，学生参加劳动的人数不全，每天下午参加两个小时的劳动，效率不算高，远远达不到轻工合作社的要求。所以，劳动领导小组与工会配合，组织教职工于晚上和星期日进行劳动，85%的劳动收入归教职工。但这项劳动维持时间不很长，到1976年初，越南外商部不再从国外进口卷筒纸了，中华中学也结束了长达四年的一项重要的生产劳动。
拆卷筒纸的劳动结束后，学校的生产劳动又面临困境，要想找一项每天能容纳一个班学生劳动的项目是比较困难的。在那段时间里，学生的劳动又多数是公益劳动。所以，同时要尽量找一些有收益的、符合中学生特点的劳动项目。在几年的实践过程中，我已切身体会到，劳动技术要求高的项目，学生是做不到的，学校管理人员也没有专业技术，需要依附别人，到头来完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自从越北和平后，被美国飞机轰炸破坏的房屋，陆续进行修复，需要大量的砖瓦，建窑烧砖的行业特别紧俏，货源供不应求，于是水泥砖、煤渣砖等相继上市。特别是煤渣砖更是吃香，它原料来源容易获得，可用河内发电厂产生的废物——煤渣，加上一些石灰便是，成本低，制造设备和工艺简单，收入也可观。劳动领导小组经过讨论后认为可以试试。
我们开始与附近的制砖作坊联系，派教师去参观学习，同时，每天下午都派学生去义务劳动，掌握制造技术，然后在学校里进行生产。当生产了一定量的煤渣砖后，寻找客户，准备销售时，客户询问这些砖的成分如何？能承受得多少压力等数据时，我们每个人都哑口无言。客户当然是不敢问津，而学校也不敢随便销售，因这牵涉到人命安全的问题，谁敢承担这个责任？因此，这项劳动经过一番筹划与准备，最后也流产了。学校里存在一些生产出来的煤渣砖又占了学校的一些活动场地，只得送给有需要的人，以“解放“那块场地。不过，学校事先发表了免责声明。
六七十年代，越南人民的生活用品奇缺，除粮油和副食品需要配给外，各种日用品也是如此，当然白糖也不例外。当时，普通群众每人每月供应
几年来的生产劳动除了能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外，也给学校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一些在教育局里难以报销的开支，学校可从生产劳动的收入中支付。1974年，越南北方开始试播电视，教育局当时并没有主张让各学校配置电视机，而且当时电视机也相当紧缺，我便打报告向教育局申请购买一台电视机，费用从学校的劳动收入中支付。
中华中学在那段时间的生产劳动虽然并不很突出，但在各所越南学校里也是进行得比较好的一所。参加河内举行的各项义务劳动，中华中学学生虽然年龄比过去越来越小，但劳动态度与劲头也是当时各学校里表现较好的。即使以后越南学生进入中华中学学习，作为学校的一项优良传统，对越南学生也是有所激励，其中，华侨学生的劳动态度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具体的榜样，因此，越南学生大多数也表现良好。
（三）努力恢复文体活动的优良传统
中华中学在疏散时期，在疏散地点是没有条件进行文体活动，特别是体育活动，可以说是基本上停止。至于文娱活动是学生自发地进行的。
迁回河内后，当各项工作趋于正常，我便提出恢复正常的文娱活动，在丰富文体活动的基础上，恢复学校过去有一定传统的文体队。为此，每个学期组织一次文艺晚会，从各班的独唱、合唱及舞蹈比赛中发现人材，成立学校的舞蹈队，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进行练习，当河内教育局组织各个学校进行比赛时便可以有节目参加。虽然在疏散期间，各所学校都没有条件进行文体活动，但由于华侨学校在疏散时，中小学都比较集中，文艺活动不时也在课余时间进行，所以仍有一定的基础。返回河内后，有条件展开文娱活动，而且水平仍然比越南学校高，在每次参加河内市各校文娱比赛中都获奖。河内中华中学的文娱节目是河内各所学校中的“大哥大”。每次参演，当中华中学的表演节目刚报完幕，观众的掌声已经响起来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当河内中华中学不设初中班后，华侨学生的比例降到最低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在推动学校文娱活动的开展方面， 除了负责文娱的丘念华老师花了很大的心血外，各班主任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此外，教师在文娱方面的带头作用也给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974年，为了纪念冼星海诞辰，学校工会动员和组织差不多全部华侨教师参加排练冼星海的名曲《黄河大合唱》。演出后得到全校学生的好评，在客观上对学生的文娱活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过去。中华中学的体育活动是全河内市最为突出的一所学校。其中有三个原因：一是，学校向来具有体育的优良传统，各项体育活动展开得红火，由其是篮球、田径与体操；二是，学生的年龄相对于越南学校较大（中华中学是十二年制，越南学校是十年制）；三是，学生的体质总的来说比较好。所以，在各项比赛中，中华中学学生的成绩是比较优秀。每年举行一次校运会，河内市教育局及市体委都派人出席了解情况，吸取经验。
但是，自从疏散以后，体育运动基本上是停止了。学校回迁后，学生人数较少，展开体育活动的场地与设备已破旧不堪，学校一时还没有条件购置器材。随着学校的组织工作日趋稳定，各项活动正常化，学校的体育活动必须重新展开。学校从生产劳动的收入中拨款修葺场地、购置体育器材……力图恢复学校优良的体育传统。我首先从学生的正常体育活动——课间操开始。每年都组织课间操比赛一次。为了参加河内市教育局组织的各项比赛，成立了学校的专业篮球队、田径队等。同时，动员在河内体育学校工作的原中华中学优秀体操运动员回校指导学生的体操队。
1974年5月，停顿了10年的中华中学校运会，又在巴亭区旗柱（此地名又译为“旗台”）运动场举行。这一届运动会有它的特色，运动员不完全是华侨学生。因为自1973学年起，中华中学已开始召收越南学生入学了。不过，获得校动会第一名的都是华侨学生，越南学生只有几名获得第二或第三名。但是，这些成绩与1964年相比，差得太远了。这是意料中之事。组织这次校运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学校的体育活动的展开。类似全校性的体育活动，1975年还组织过一次，随着中华中学在1976年改名，学校体制的转变，这项活动也自然地淡化了。
二、越南学生到中华中学就读
1973年暑假将要结束，学校党支部书记陈明珍与校长韩南园召集党支委扩大会议。那时我已经不是党支委了，但还是被邀请参加。
在会议上，党支书传达上级党委与教育局联席会议的精神，决定在中华中学招收两个班的越南高中一年级新生，“征求”学校支委及领导的意见。招收越南学生入学的理由是：1、解决当时越南学校校舍紧张的状况，而当时中华中学的学生不多。2、可以增强华越学生之间的团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党支部书记征求我的意见，当然我表示赞同（其实反对也无济于事，因上级已经决定了的事是无法改变的）。这样，党支委会经过讨论后“一致”通过，向上级汇报。下一步是在全体教师会议中讨论，作具体的准备工作。在全体教师会议里，提出这个问题后，教师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表示赞同。只是建议，在开学前先在华侨学生及家长中进行思想开导，避免意外事情发生。这项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事实上，当时华侨师生与家长都看到学校这个必然的趋势了。
越南学生第一次进入中华中学就读是一件新鲜事。其时，很多越南市民对中华中学的性质并不了解，都认为中华中学是中国学校，到中华中学学习也有一定的顾虑。所以，教育局在录取学生时也作了细致的动员、征求家长的意见才作决定。被录取的学生一般道德品质与学习成绩比较好，以防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两个班在学习文化课方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对外语课，越南学生家长有意见，他们都不愿意让子女学习中文（当时，中文、俄文与英文都是越南普通学校中学习的外语，它们的比例是：俄文占50％，英文30％，中文20％）。这样教育局决定这两个班的外语课是英语，由教育局派一名英语老师到校任教。
越南北方各地初中毕业学生升高中的比例不很高，在农村及小城镇一般是40％～50％。在河内，升高中的比例较高，也不过是60％～70％而已。虽然中华中学学生升高中也经过入学考试，但录取的比例不受当时河内的一般指标限制，完全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取录后把数字向教育局汇报便是。那一学年，由于越南学生进入中华中学，华侨学生升入高中的录取人数，教育局更不作具体规定，由学校自行决定。那时，初中有两个毕业班，如果学生全部要求升入高中，学校是完全有条件全部录取的。但当时在华侨学生及一部分家长中，对在中华中学学习的前途与出路不乐观，有部分学生家长让孩子转到越南普通学校去学习，有部分年龄较大的，能找到工作便去工作了，报考中华中学高中的人数不多，即使我全部取录，最多也只能组成40多人的一个班而已。
由于有越南学生到校学习，那一学年中华中学的开学典礼搞得比较严肃与隆重。巴亭区党委与河内教育局都派代表出席并在会上讲话。开学典礼开始前，举行了入场仪式，各个班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列队进行会场，当各班走过主席台前时，扬声器播出各班在上学年中的主要成绩或这个学年的特点。为了使开学典礼开得成功，事前召开了班主任会议，要求班主任在班上做好动员与组织工作；态度上要认真、严肃、与热情，体现“华越学生”之间的团结；服装要求整齐、端庄……说也奇怪，那次开学入场仪式是在疏散回来后最好的一次，各班学生的态度认真，步伐整齐，连刚刚升入初中一年级的新生，也体现出他们是中华中学学生中一员的“自豪感”，他们穿着统一、整齐的服装，佩戴红领巾，特别是有些班的女同学还穿着鲜艳的花裙，使整个会场添加了欢乐、喜庆的气氛。其他各个华侨班级都穿着统一的服装：白色上衣，统一颜色的西裤，精神抖擞地通过主席台，接受领导的检阅。至于那两个越南班级，相形之下便显得有点差强人意了，不过，他们聆听上级及学校领导讲话那种认真态度，是华侨学生所不能比的。
三．中华中学易名为范鸿泰三级学校
（一）从全日制改为半日制
越南普通学校的学制是半日制。在河内，只有三所华侨学校是全日制的。自从1968年教育局已经明确指出，中华中学是越南政府为“华人”开设的学校以后，中华中学的各项活动根本上没有什么“华侨”的特点了。那时由于还是在疏散时期，还没有提及学制的问题。返河内后，河内教育局百事待兴，无暇提及学制的问题。现在，越南学生进入中华中学就读，教育局便提出中华中学的学制应与越南学校同步。
即使那时中华中学仍然具备全日制的条件，也得执行上级的决定，把全日制改为半日制。经过讨论，把初中安排在上午上课，每天上五节课，每节课45分钟，12时放学。高中部下午一时上课，每天也上五节课，每节课50分钟，下午六时才放学。同学只有在上课时间及每周一个下午（初中部）或下午（高中部）返校劳动外，没有特殊情况，学生一般在家“自习”。越南学校的教师都是半日返校上课及有一个上午（或下午）回校参加劳动，其他时间不需返校。为此，在安排教师的任课方面，也得考虑越南学校教师的情况，把教师分为上高中课与上初中课的两部分，个别要跨两个部的教师，每天也只安排到校一次上课，使中华中学的教师也能与越南教师“同步”。
但是，中华中学仍与一般的越南学校不同。越南学校是一所校址两间学校使用，两间学校领导与教师各不相干，行政上独立。而中华中学是一间学校，一套领导管理，分两部上课，对于一般教师没有什么问题，但对领导管理遇到了不少困难。开学初期，三个领导（特别是我负责业务）每天从上午七时直至下午六时（除中午吃饭外），都得在学校里解决问题。幸好那段时间维持不太长，当河内华侨师范学校解散后，教育部把原师范学校校长吴日初调到中华中学任副校长后，有所改观。吴日初校长到任后，学校领导重新分工：韩南园（校长）与陈明珍（党支书）负责全面工作，吴日初负责初中部，我负责高中部，有关各部的日常事务各自解决，重大问题才与校长、书记集体讨论。这样，吴日初和我都是上半天班，另一个半天除了开会以外，可来可不来了。可是我还兼管学校的劳动与文体活动，即使我不需要上班，但是解决有关劳动与文体的事宜，我还是要回校解决的。不过，这样总比从早到晚都要“坐镇”办公室轻松多了。
在第二次疏散回来后，虽然那时所有的科目（汉语除外）都是使用越文课本，大多数教师都用越语讲课，但中文还有它使用的地方。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汉文也有一定的篇幅。越南学生到中华中学学习以后，学校内的语言文字都是越语了。学生学汉文、使用汉语只能在每周五节课的汉语课里进行。为了“适应”时势的要求，在那学年里，尽管我在越语的发音方面存在不少困难，但是，我也得用越语讲课和作报告。高中部的学生对我越语的报告没有什么不良的反映，只是初中部的个别学生给我起了一个“绰号”。
越南普通三级学校（即高中）业务上由河内教育局直接指导，初中部的业务是由城区教育科负责指导。河内中华中学是直接由河内教育局领导的高初中（二三级普通学校）学校，但它只负责高中部的业务指导，初中部的业务应由巴亭区教育科负责，然而，巴亭区教育科又以不属它所领导为由，推卸责任，只是形式上给学校发下一些资料，其他它事从不过问。
越南学校各门科目（除汉语外）的教学要求及教学时数、教学进度、实验、测验、期中考试与期考等，教育局都作了具体有安排，教师是不能随意作修改的。学校领导是根据上级的要求进行检查、督促和组织实施。那个学年，高中部教学的任务是：除了实现教育局的要求外，要确保越南学生班级的质量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同时华侨学生班级的质量不能下降，因为它直接影响越南学生家长对中华中学的信誉和避免华侨学生家长对中华中学体制的误解。
此时，河内中华中学中的教师主要是越南老师，华侨教师不多了，他们是：汉语组有王廷芳、石珍卫、曾寿昌、林彩玑、陆治平、黄明松等，数学组有钟国荣、关崇高、李百宽、黄汉南、关保宁等，物理组有王俊耀、骆伟成，化学组有张苏珠，生物组有刘铭邦，史地组有梁珍梅、曾明，越文组有刘乔，体育组有邓永保，音乐组有丘念华；此外，那学期还从被解散的越南河内华侨师范学校调来的语文老师潘雪芬、陈标，物理老师黄金城。总之，华侨教师的人数还不到越南教师的一半。所以，从1973年开始，中华中学除了名称与校长还是有点“华侨”的色彩外，它已经完完全全是一所越南学校了。
那一学年，中华中学的教学质量基本上还是乐观的，高中毕业率达到95％，20个毕业生中有9名考上了各个越南大学。新插入的两个越南高中一年级学生的成绩还可以。越南学生在中华中学学习一年，中华中学过去在劳动、文体及做事严肃认真的作风，在越南学生中也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而越南学生尊师重教、学习热情高、纪律性强的品德对华侨学生也是有所促进。那一学年，在教师的教育和引导下，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如课间操比赛、校运会、文艺比赛、旅游、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等，越南学生已融合到中华中学这个集体了，初入学时那种孤独与自卑的感觉逐渐消失，学习效果也比较好，得到越南学生家长的好评．客观上为1974～1975年度教育局安排学生到中华中学就读作了宣传，1974～1975年，河内教育局安排学生进入中华中学已经不象去年那样要做耐心的动员了，甚至有些本校的越南亲朋通过关系申请进入中华中学就读。
（二）中华中学撤消初中部
1974～1975年度，河内教育局根据中华中学现有的条件，分配给中华中学的招生任务是：高中部招收八个高中一新生（其中越南学生六个班，华侨学生两个班），初中部招收五个初中一新生。这样，高中部共有12个班，初中部共有13个班．高中部学生的成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越南学生为主了。
越南普通学校的组织体制是分为三级学校，Ｉ级学习四年（相当于中国的小学），Ⅱ级学习三年（相当于中国的初中），Ⅲ级学习三年（相当于中国的高中），过去三级学校都是分开的。自从1972年巴黎和平协议签订后，为了普及七年的义务教育，各地相继把Ｉ级与Ⅱ级学校合并，成为Ｉ、Ⅱ级学校和Ⅲ级学校两类，并进行分级管理：省、市教育局领导Ⅲ级学校，县、区教育科领导Ｉ、Ⅱ级学校。华侨学校仍照越南解放初期时的体制，中学（含高中与初中）与小学，与越南教育体制不符。因此，那学年开学不久，从小学已传来了在下一学年将把小学与初中合并的消息了。而这个消息一直到1975年五月份才由河内教育局正式通知中华中学：从1975～1976年度开始，中华中学不再招收初中生了，但继续完成余下两届初中学生的教育任务。中华中学的部分初中教师陆续调到河内二级学校（
（三）中华中学易名
自从河内中华中学的性质被明确为“越南政府给华人开设的学校”以后，学校的主要领导如书记、校长早已和上级商讨如何把中华中学真正成为一所越南学校了。从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以至学校的各项组织都已向越南学校靠拢，学校名称的改变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据悉，海防华侨中学已于1973～1974年度改名为“海防团结三级普通中学”了。关于这个问题，学校领导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个中的秘密也从来不让我知晓。而我又免得去打听，只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围把学校的工作搞好就行了。这一点是韩南园校长对我绝对信任的。可是在牵涉到“华运”政策问题，他很少与我交换意见。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因为越南华侨联合总会的头头们对我的鉴定是“政治上幼稚”。故此，即使韩南园与我的关系比较亲密，在这个所谓“重大问题”上他也不随便与我交谈。
1973年，当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不久，1973～1974年度初便传来海防华侨中学已经改名的事。这个信息告诉我，河内中华中学的改名已是势所必然的了。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不久，便允许北方干部到南方探亲。1976年暑假期间，我获准前往越南南方探亲一个月，八月初启程，九月初才返校。回来时见到学校的名称已经易名为“范鸿泰三级普通学校”。据了解，在执行这个决定前，召开了一次有上级领导参加的全体教职工会议，由华联总会的负责人大谈改名的必要性，这是“华运”工作的必然，是客观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教育局长也发表讲话。他分析，学校改名后对华侨学生不但无害，而且会得到更多的照顾．并宣布学校的组织基本上不变，除了担任初中三课程的教师（由于学校还要完成最后一届初中毕业班），其他初中教师分别调到二级学校（初中）去工作，华侨教师都调到原来的两所华侨小学去。他宣读了教育局的任命书，韩南园仍为范鸿泰三级学校的校长，我和陈明珍仍为副校长。这样，从那年开始，华侨学生所学的汉语课已改为“中文”课，是越南学校中的一门外语课。这一届华侨学生的高中毕业考试科目中的汉语课不再定为必考科目，完全象越南学生一样参加越南的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的华人学校统一考试委员会也自然地解散。
（四）陈明珍任校长
1976年下半年，韩南园完成了把中华中学易名的重要任务后，上级批准他返回越南南方去工作。这时，原中华中学所有的越南南方华侨教师都相继返回南方去了，学校党支部只剩下我这个华人党员了。
韩南园离开之前，他曾与我说过，他将推荐我担任校长的职位。当时我明知这是他的顺水人情，以那时学校的情况，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事。离开学校的那天，他又告诉我说，学校已不是中华中学了，上级考虑我担任校长是不大适宜。
韩南园离开后不久，河内教育局便下文，正式任命陈明珍为“范鸿泰三级普通学校”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这时，学校领导只剩下两个人，而学校又分为上下午两班上课，在陈明珍的建议下，河内教育局下文任命：华人教师张素珠及当时学校工会主席阮氏清为副校长。这样，学校便有四名领导，以当时负责管理“一间学校分两批上课”来说也不算多。在一次领导会议上，陈明珍提出了领导的分工方案：他负责全面及专管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副校长阮氏清负责行政与财务，副校长张素珠负责教学工作，我只负责学校的文体与劳动。他的理由是：张素珠是初担任领导，虽然对领导业务方面还不很熟悉，但学校里的教学工作已经上了轨道，她负责比较容易，因业务上有他和我可以给她以帮助。至于我，负责哪项工作都可以胜任，而当时学校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开展生产劳动，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我负责这项工作较为合适。
在会议上，我不加以反对，也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其实，当时我也看出，这只是一种变相的排挤手段而已。我心里明白，从学校易名开始，我在学校的位置已失去了它的作用，只不过是目下一时还找不出什么理由把我推在一边而已。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何必作不必要的争论？顺其自然才能心安理得。
但是，我不得不为自己以后作考虑。我想及早离开这所对我来说已不再有继续发展，虽然很熟悉而现在却又觉得很陌生的学校才是明智之举。春节期间，我到海防华侨中学去了解情况，知道那里还缺少化学教师。该校校长冼尔福与我也有一定的交情，我便找他商量，能否调返海防来工作，理由是妻子去世，一人带两个小孩，甚为不便，回到海防后有父母可以协助照顾小孩，对工作有利。冼尔福校长很理解我的困难，同意我转返海防团结中学工作，只不过暂时先当教师，因他们学校领导职数已满。其实我又何尝再有那个“奢望”呢？他同意后，便建议我到海防市教育局去申请。因调动之事必须得到海防教育局的批准，尔后，海防华侨中学接收便不成问题了。当我认为我的愿望基本上可以实现后，才把我的意见告诉陈明珍，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同意我的调动。他表面上极力挽留，但还是“理解”我的困难，同意在下学期给我办理调动手续。
那时，海防、河内的华侨学生和一些华侨青年通过莱州、老街、高平等关口返回祖国的怀抱，他们所走的路，我想也是当时唯一的途径。那时，越南当局“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那些他们认为无关大局的青年学生和一些失业的社会青年离境，华侨干部及党员走这条路的人不多。听说也曾有一位华人干部从这条路返回中国，被原单位发现后，让公安人员把他抓回来，被送进监狱。
我想，这种想法必须完全保密，不能走露风声，在学校内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一点动静。我只有通过校外的一些老友了解情况和商讨进行办法。当时我认为，越南当局这一排华行径可能不会长久，如果政策有变，那时想走也来不及了。但是，我又不能在河内公开地到车站去乘车，这样做太露馅，一旦事情败露，后果不堪设想。我盘算在何时启程、在何地乘车才是最把握。经过仔细考虑，最后确定：以
从河内到老街的路程有200来公里。火车从下午二时出发，沿途不管大站小站，都停车接送旅客，几经周折，才于第二天早晨五时多抵达老街市。这个时间抵达老街是最好不过了，那天恰巧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沿途的公安人员很少，他们也不干涉到河边的行人。那时，天色已亮，走路方便。从老街火车站到口岸的江边还得走三四公里，全是崎岖山路。我带去的细软全部放在自行车上，太重不能骑，只得推着车走。上坡时需要亲人推一把，下坡时又得在后边拉着走，一派狼狈景象。那时，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担心万一被河内中华中学领导发现我的行踪，通知公安部门扣人时，命运是不堪设想的。不过当时我早已安排好，如果我被公安扣留，两个孩子就由他们的叔父带回中国。幸好那天是“五一”劳动节，而且是星期天，大多数公安都放假，沿途只看见一个公安警员站在转弯处观望。他对那些到河边的人也不盘问与阻挠，这算是最幸运不过的机会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我们终于抵达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河边。
这条河叫南溪河，是元江（在越南段叫红河）的分支，有一段是中越边界，老街在它的南岸。人们通常涉水去中国的那段河面约
别了，我曾在那里生活40年的越南！别了，我曾在那里学习与工作23年的河内中华中学！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前途将会如何，那时我真不敢去想，一切由命运去安排罢！
